《国富论》书摘 2019-7-30

亚当·斯密对全书进行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里面阐述了所谓市场上“一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说明了公私利调和论,透过价格机制的导引,使得追求自利的个体行动能促进社会整体的效率:“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傅,并不是因为想到我们的晚餐要吃喝什么,才去做这些东西;他做这些事时,其实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公民政府意味着一定的从属关系。但正如建立公民政府的必要性是随着对价值高昂的财产的拥有而逐渐产生的,使人们自然服从政府的主要原因也是随着价值高昂的财产的不断增加而逐渐产生的。

(《国富论》,V.i.b.3)


第一个社会阶段,即狩猎时代是不允许有这种不平等的。在那时,普遍的贫困建立了普遍的平等,年龄或个人品质的优越性是权威和服从的薄弱而唯一的基础。所以在这个社会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权威或服从。

(《国富论》,V.i.b.7)


第二个社会阶段,即游牧时代容许有非常巨大的财富不平等,而且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时期那样让财富的优势赋予财富拥有者如此之大的权威。因此,在这个时期,权威和服从的形成也不是其他任何时期可以比拟的。阿拉伯酋长的权威非常大,鞑靼可汗则完全是一个专制的暴君。

(《国富论》,V.i.b.7)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每一个大地主同时也都是一个小小的君主。他的佃户就是他的臣民,他就是他们的审判官。在和平时期,他是他们的立法者;在战争时期,他是他们的领袖。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时宣战一有时是对他的邻居作战,有时则是对他的国王作战。

(《国富论》,Ⅲ.iv.3)


斯密谈到了大城市导致的一个问题:

与富人不同(富人更受公众关注,因此有较强的“谨言慎行”的动机),来到大城市生活的穷人往往“马上就会沉溺于卑贱和黑暗当中。因为再也没有人来观察和注意他的行为了,所以他很可能变得不加检点、自暴自弃,过上一种低贱的放荡生活,甚至犯下可耻的罪恶”

(《国富论》,V.i.g.12)

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旁观者的作用就无从发挥,道德经验所依赖的那些向上向善的本能和倾向也会受到侵蚀(是一个独立的论点)因此,斯密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分工在通过对生产工艺进行细分、对生产过程进行简化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内,从而隔绝了对他的大脑和心智的刺激,最终加大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以及他们的雇主)之间的鸿沟。斯密认为,工人很可能会丧失努力思考的习惯,逐渐变得“愚钝和无知”。紧接着,斯密又说了以下这段著名的话:

头脑的迟钝使得他不仅不能领会或参与任何理性的谈话,而且也不能怀有任何宽宏、高尚或温柔的情感,因而也就不能对私人生活中的许多日常义务形成任何正确的判断。

(《国富论》,V.i.f.50)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深入阐述过的,上述这个一般趋势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结果: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商业社会)后,民众因此可以享受到比以往的猎人或野蛮人丰盛得多的物质“福利”,但是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猎人或野蛮人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的心智,因而在这个方面的“处境反而更好”

(《国富论》,V.i.f.51)

当然,斯密也承认,在未开化的野蛮社会,人们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锻炼出“完善的、精妙的理解能力”,但是他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现代国家中,“精炼思想”的活动仍然也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他们有闲暇、有能力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对此,斯密说了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

对如此众多的对象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使得他们运用心智进行无穷无尽的比较和组合,从而使得他们对职业的理解变得异常精准和全面。但是,除非这些人被置于某些非常特殊的位置上,否则他们的伟大才能虽然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光荣的,但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和幸福却没什么贡献。尽管这少数人具有伟大的才能,但人类品质中所有比较高尚的部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大多数的人民当中。

(《国富论》,V.i.f.51)


要想增加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以下两种方法,第一,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第二,提高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提高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就必须先增加资本,即,增加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提高同等数量的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械和工具。而要使同一数量的劳动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就必须增加或改进用来便利和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必须使工作的分配更加适当、合理。但是,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加资本。只有增加资本,企业家才能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机器;同样,也只有增加资本,才能在工人之间更加合理地分配工作。

(《国富论》,Ⅱ.iii.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