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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2)
There But Not There
You Won’t Believe Your Eyes!
苹果2019年秋季发布会开场视频
古腾堡编辑器做出来的排版，比经典编辑器的好看多了，有时候也得拥抱新生事物嘛～
一旦劳动分工完全确立，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产品就只能满足他自己的需求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他必须用自己劳动产品中超过自己消费所需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人剩余劳动产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求。因此，所有人都必须依靠交换才能生存，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商人，而社会本身也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社会。
在劳动分工初步确立以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深谋远虑者都必定会设法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之外，随时储备一定数量的某种特殊的商品——他认为，当用这种商品去交换他人的劳动产品时，没有人会拒绝接受。
然而，在所有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最终还是决定，在所有各种商品中选择金属来充当交换媒介。与其他任何商品相比，金属不仅便于保存，不易磨损，而且既可以毫无损失地分割成任意小块，又可以轻而易举地重新把它们熔合起来，这种性质是任何其他同样耐久的商品所不可比拟的。
铸造货币的成本必须由政府承担，政府还应该解决由此而导致的其他麻烦。任何其他主体都没有兴趣去做这些事情。公印并不会增加铸币的价值，它只是保证铸币的价值。政府将会发现，自己承担这一成本是有益的，因为统一铸造的货币的出现，不仅会使课征税收更方便，而且能够促进商业发展，从而使国民更加富裕，并为政府带来收益。
在欧洲逐渐变得繁荣起来的过程中，活跃的市集与稳定的城市是两个重要的因素。
应当注意的是，“价值”（value）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有时，它表示某一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它又表示因占有该物品而具有的购买其他物品的能力。前者可以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以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极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往往很小，甚至根本没有交换价值；反之，交换价值极大的东西，使用价值往往很小，甚至根本没有使用价值。
商品因人们使用它们的不同用途而拥有价值，同时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幅度既可以大于又可以小于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变化幅度，这和它们的数量与它们的需求之间的比例相对应。例如，水的用处很大，但是价值却非常低，这是因为，与对水的需求相比，水的数量非常巨大。钻石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价值是非常高的，这是因为，对钻石的需求很大，远远超过了钻石的数量。
商品为人类生活提供的某种用途，是一切价值或价格的天然基础，是一切估价的前提条件。但是，商业活动中的价值或价格，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商品在维持人类生存或使人们得以享受快乐时的实际作用或重要性。只要某种适合人类使用的自然属性的以确定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商品的价值同时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需求，它因人们希望的某种用途或其他因素而产生；另一个是难度，即，为了人类的使用而去获取或开发商品的难度。
虽然劳动分工带来了如此之多的益处，但是从它的起源来看，它并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从来没有人预见到并有意识地试图通过分工实现普遍富裕。劳动分工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虽然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渐进式的。这种倾向就是人类喜欢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它并不带有强烈的功利性。
不同的人其天赋和才能各不相同，但是真正的差异其实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成年人在从事不同的职业时，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才能，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场合下，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以一个哲学家与一个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为例，这两种职业之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大，但是，这种差异并不能归因于天赋，而是习惯、风俗和教育所致。
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相互交易的倾向，每一个人就都必须自行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那就意味着所有人都要履行相同的责任，完成相同的工作，那就不可能出现职业上的差异，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重大的才能差异。
因为是交换能力引致了劳动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制于交换能力的大小，换言之，分工程度要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如果市场过于狭小，就不能鼓励任何人去专门从事一种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用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中远远超过自己消费所需的剩余部分，去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人的剩余的劳动产品。
直到今天，在偏远荒凉的乡野，以为织布工或者铁匠，除了操持本业以外，都还耕种着一小块土地。这些人虽然主要以这些职业为生，却从来没有完全依赖于它们。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的出现，甚至比农业的出现还要晚。
有着大量商业交往活动的城市之间，通过相互提供的市场，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彼此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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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9 书摘
工业成型方式可以分为3种
- 去除成形：削、磨、切割、钻孔
- 添加成形：
- 净尺寸成型：利用材料的可成形性，在特定约束下，将半固化的流体材料挤压成形后再“硬化”、“定型”，或挤压固体材料而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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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8-2 书摘
包装的基本功能需求与4P
- Product（产品）
- 包装必须实现产品的可存储及可携带。储存的目的是把产品储存于一个特定空间内，从而促进产品形成商品的概念。
- Price（售价）
- 通过包装让产品不因气候，季节的影响而得以延长寿命，这一步骤甚为重要。因为它主导了产品的定量方能明确地定价。
- Place（渠道）
- 解决保护商品的方法后，可安全、方便地传递或运送商品到各地的卖场及同路。
- Promotion（促销）
- 好的设计能在货架上自我销售，所以包装又称为“无声的销售员”。
充满不确定性的抽象思维方式能强化商业逻辑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可以帮你超越数字僵硬的逻辑，直观地看到用户行为背后的真正意义。无论你的商业逻辑再慎密严谨，用户都是走心的。消费行为本身就不完全是理性的决定，购买产品不管它的初衷或者契机是什么，最后消费者的决定大多数是情感冲动。所以要抓到情感共鸣点才是最重要的。
亚当·斯密对全书进行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里面阐述了所谓市场上“一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说明了公私利调和论，透过价格机制的导引，使得追求自利的个体行动能促进社会整体的效率：“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傅，并不是因为想到我们的晚餐要吃喝什么，才去做这些东西；他做这些事时，其实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公民政府意味着一定的从属关系。但正如建立公民政府的必要性是随着对价值高昂的财产的拥有而逐渐产生的，使人们自然服从政府的主要原因也是随着价值高昂的财产的不断增加而逐渐产生的。
（《国富论》，V.i.b.3）
第一个社会阶段，即狩猎时代是不允许有这种不平等的。在那时，普遍的贫困建立了普遍的平等，年龄或个人品质的优越性是权威和服从的薄弱而唯一的基础。所以在这个社会时期，很少或根本没有权威或服从。
（《国富论》，V.i.b.7）
第二个社会阶段，即游牧时代容许有非常巨大的财富不平等，而且没有哪个时期像这个时期那样让财富的优势赋予财富拥有者如此之大的权威。因此，在这个时期，权威和服从的形成也不是其他任何时期可以比拟的。阿拉伯酋长的权威非常大，鞑靼可汗则完全是一个专制的暴君。
（《国富论》，V.i.b.7）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每一个大地主同时也都是一个小小的君主。他的佃户就是他的臣民，他就是他们的审判官。在和平时期，他是他们的立法者；在战争时期，他是他们的领袖。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时宣战一有时是对他的邻居作战，有时则是对他的国王作战。
（《国富论》，Ⅲ.iv.3）
斯密谈到了大城市导致的一个问题：
与富人不同（富人更受公众关注，因此有较强的“谨言慎行”的动机），来到大城市生活的穷人往往“马上就会沉溺于卑贱和黑暗当中。因为再也没有人来观察和注意他的行为了，所以他很可能变得不加检点、自暴自弃，过上一种低贱的放荡生活，甚至犯下可耻的罪恶”
（《国富论》，V.i.g.12）
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旁观者的作用就无从发挥，道德经验所依赖的那些向上向善的本能和倾向也会受到侵蚀（是一个独立的论点）因此，斯密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分工在通过对生产工艺进行细分、对生产过程进行简化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把工人的活动限制在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内，从而隔绝了对他的大脑和心智的刺激，最终加大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以及他们的雇主）之间的鸿沟。斯密认为，工人很可能会丧失努力思考的习惯，逐渐变得“愚钝和无知”。紧接着，斯密又说了以下这段著名的话:
头脑的迟钝使得他不仅不能领会或参与任何理性的谈话，而且也不能怀有任何宽宏、高尚或温柔的情感，因而也就不能对私人生活中的许多日常义务形成任何正确的判断。
（《国富论》，V.i.f.50）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深入阐述过的，上述这个一般趋势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结果:
当人类社会进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商业社会）后，民众因此可以享受到比以往的猎人或野蛮人丰盛得多的物质“福利”，但是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猎人或野蛮人有更多的机会锻炼自己的心智，因而在这个方面的“处境反而更好”
（《国富论》，V.i.f.51）
当然，斯密也承认，在未开化的野蛮社会，人们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锻炼出“完善的、精妙的理解能力”，但是他要强调的是，即使在现代国家中，“精炼思想”的活动仍然也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他们有闲暇、有能力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对此，斯密说了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话：
对如此众多的对象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使得他们运用心智进行无穷无尽的比较和组合，从而使得他们对职业的理解变得异常精准和全面。但是，除非这些人被置于某些非常特殊的位置上，否则他们的伟大才能虽然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光荣的，但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和幸福却没什么贡献。尽管这少数人具有伟大的才能，但人类品质中所有比较高尚的部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于大多数的人民当中。
（《国富论》，V.i.f.51）
要想增加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只有以下两种方法，第一，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第二，提高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提高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就必须先增加资本，即，增加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提高同等数量的雇佣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便利劳动、节约劳动的机械和工具。而要使同一数量的劳动的生产力得到提高，就必须增加或改进用来便利和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者，必须使工作的分配更加适当、合理。但是，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加资本。只有增加资本，企业家才能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机器；同样，也只有增加资本，才能在工人之间更加合理地分配工作。
（《国富论》，Ⅱ.iii.32.）